农村基建"套路深"，这会不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惊喜？

不成熟研究 2023-01-0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野有枯荣 Author 青野Tsingyeh

订阅 不成熟研究

换个角度搞懂身边事

从中国农村，

看宏观经济中的社会学

作者：青野Tsingyeh不成熟研究（公众号ID：PSR-26）授权转载，转载时有修改

自从2017年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明确为国家战略以来，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屡见于报端。从规划来看，农村基建从公路、水利、能源、电网、信息化、农村金融六方面齐头推进，已取得不少成果。

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乡村振兴应取得重要进展。但如今时间已至2019年，我们却仍然难在官方的数据上观察到农村基建的进展——尽管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缓慢回升，但似乎远远没能反映农村基建“理应庞大”的体量。

其中发生了什么？农村基建在数据上的不如意又隐含怎样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或许将成为理解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所需要掌握的一块拼图。

农村基建新闻 | 图片来自网络

1 乡土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主要逻辑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的具体定义具有颇多争议，但大意可以理解为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亲缘为脉络的人际关系格局，更广义地，它也构成了社会资本分布和社会治理的基础。

要想更好地理解差序格局，我们需要历史的语境。

中国历史有句俗语说“皇权不下县”。在县以下，中央的官僚统治让位于乡贤族老的治理。这一安排既是出于财政成本的考量，也是对农村千百年的规则的顺应——毕竟在一个以血缘、家庭和伦理紧密绑定的社会中，鲜有游离的“原子化”个体供外来的权力体系俘获。

故而许倬云、鲁西奇等史学学者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内在的边陲”和“帝国的夹缝”概念，即：中华帝国的有效统治疆域，只有点和线（城市与道路），却没有面（乡村）。

明朝驿路图，显示了明朝统治力量的动脉 | 图片©大数据与学术地图

2 乡土治理

中央和地方在治理逻辑上存在着不同。时过境迁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道鸿沟的影子。一句“别把村官不当干部”的俗语，就折射了在表面上统一的官僚话语体系中，农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之间的 “双轨制”差异。

作为自治角色存在的村官并不属于官僚编制，其权力也并非来源于上级任命，而是选举和监督。这意味着在官僚体系内上行下效的执行逻辑，在农村要面临传统逻辑的挑战。

乡村民主植根在“差序格局”的土壤里，展现出对村官行为真实的约束和生命力。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许多的农村，已具备相较城市更强的主体意识。

同样地，相对于城市中已然成形的现代商业规则和公共品生产流程，农村的游戏规则更加灵活。

具体到农村基建上，从立项、拨款、采购到施工的诸多环节，以及金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可能有“另辟蹊径”的一面，从而导致它们在官方统计数据中遁形。

3 乡土建设

周雪光教授曾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提供了一个21世纪初的田野调查的案例，可以反映农村基建的一种典型情况。

在案例中，FS镇上坡村充满政治抱负的支书，积极地响应“村村通”工程进行本村的道路建设。但除却政府极为有限的财政支持外，其余的资金筹措，是他通过自己以及村民的私人关系，以及向建材厂商、工程队“赊人情账”、“乡情捐赠”、“抵押集体资产”等方式完成的。

尽管这一模式固然存在缺陷，例如可能侵蚀集体资产、恶化举债能力，但需要看到的是，其过程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以及对要素所有权的活化，且这些“土办法”也在近几年得到了政策上的明确支持。

可以注意到，由于“乡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有其独特的融资方式。所以在农村，最终道路的完工量，可能对应的是极少的实际政府财政和正式金融资源——这些传统指标的最终核算额可能也远远低于乡村基建真实的经济拉动。

4 宏观经济

当前的基建投资数据，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农村基建的全貌？

根据统计局的解释，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的口径具有两个门槛：

“包含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
“总投资500万元及500万元以上”

结合FS镇上坡村的例子可以看到，尽管统计局的第一个口径包含了农村基建的范畴，但“规模以上”的总投资额筛选，往往会将大多数“另辟蹊径”的农村基建项目排除在外。

所以，透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显然看不到农村基建“聚沙成塔、星火燎原”的状况。

基建投资增速低位平稳 | 来源©Wind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近两年政府“宽财政”的姿态积极，但实际到位的资金可能相对有限，从而对基建构成了限制。

就在今年9月24日，财政部部长在回应记者“基础设施投资依然比较低的原因”提问时，即提到：

“关键就是要把各方面的资金投到合理的项目上去，形成实物工作量。”

这与9月4日国常会的表述是一致的，表明资金到位可能是目前限制基建投资的短期原因，但这一瓶颈大概率将逐步得以化解。

此外，国常会明确强调：“（明年）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这显然是针对2019专项债融资额多数投往土地储备、棚改等“实物工作量”较低的领域的情况，在政策上做出的调整，政策同时扩大了对城乡电网、农林水利、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支持，与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有效启动农村市场”、“补短板”等定调一脉相承。

在以上的政策背景下，乡村基建以及整体基建增速，可能将迎来斜率更高的提升。

2019年专项债流向 | 来源©Wind

根据笔者可得的资料，预估2018-2020年，农村基建投资的规模约在4.5-7亿元之间。若将这个规模全部装进基建投资的口径中，中性估计将构成宏观经济8%-10%的拉动。

这种规模的实际效果，用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与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从而对宏观经济形成“托底”，或许是有余裕的。

以此为基础，去理解最近重新为市场关注的“定力”一词，去推演更远的时间里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和政策的动态平衡，是否又将出现新的情景和结论呢？

结语 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在传统范式的框架中，有一个观点始终很受宏观经济研究员的欢迎——当前“低垂的果实”（low-hanging fruit）已被摘尽，确然如此。

但移开视线，中国大地上那些宽阔“面”，还沉眠着数千年来厚重的力量：农村基建只是广阔天地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普惠金融、明确产权、土地流转和抵押，等等要素的引进、活化和再发现，都将成为唤醒“改革红利”的层层序曲。

图片来自网络

半个世纪前，亨廷顿在写作《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时，曾提出“绿色革命”一词，来形容农村—城市相对力量的周期性变化。

如今我们可以相信，城市化红利的释放已趋于平稳，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

而下一个值得期待的周期，一方面来自于踮起脚尖，伸手摘取至精至尖的高枝之果，而另一方面，也正来自于弯腰向下，聆听鸡犬相闻和原野麦浪——那是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革新、以及复兴。